大连瓦房店市教育局网欢迎您!
当前位置: 主页 > 教师风采 >

到底如何阅读经典——从“西游记”的译法谈起

时间:2014-05-07 12:48来源:www.gzborybox.com 作者:admin 点击:

这部其中处处是经是典又貌似荒诞不经的中国古代小说经典,几度西游,江湖中便有了传说中的各种译名,令人捧腹,如:《猴与猪:神魔历险记》等,更有好事者相传有译作《一个肉和尚与一群妖魔鬼怪的故事》者。人们谑笑之余,不禁油然而生一番“他们竟如此不懂我们”的感叹。

 

其实,这些听上去如此不靠谱的书名,都是译者对其所“选译”部分的印象式概括,而非对“西游记”的翻译。“选译”,选的总是合乎“他们”或“我们”的胃口的,当然更易流行,因而,最流行选译本译者的意思,一不小心,便更易取代作者基于文本整体而生的意图,成为关于原典的某种“常识”。

 

《西游记》最风行海外的英译,就是1942年面世的《猴》这个选译本,译者英国汉学家韦利博士(Arthur·David·Waley,1889-1966)是仅把《西游记》当作针对“官僚体系”的“讽刺小说”去读的。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(John·Dewey,1859-1952)的得意门生、中国上世纪初的启蒙大师胡适之博士(1891-1962)也在其给《猴》版撰写的序言中呼应:“《西游记》不过是部幽默的作品,充满了无稽之谈和令人解颐的讽刺,读来饶有趣味。”难怪韦利博士理直气壮地将书中凡涉儒、释、道的难解难译之处或删或改,剩下的也就只是:“书中的‘猴’,它是无可匹敌的,它是荒诞与美的结合;猴所打乱的天宫世界,反映的是人间封建官僚之统治,这一点在中国是一种公认的看法。”中学语文,课文凡出自《西游记》的,教参、课件中强调的也都是这个意思,难怪咱们听起来耳熟。

 

这个意思没错,而且,这个意思能进教科书,来之不易。但是,如果让这个意思以“常识”之姿蒙住了《西游记》深厚生动的本来面目,如果,囿于自身所处的“时代的狭小疆域”而“如是而已”地看待一切西经中典,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“读书人”的普遍习惯,那么,这便不但是“他们”的悲哀,更是“我们”的悲哀,正如班固先生(32-92)所云:“后世经传既已乖离,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,而务碎义逃难,便词巧说,破坏形体,安其所习,毁所不见,终以自蔽。此学者之大患也。”(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)

 

讽刺,并非生命复元的原因,而是生命败坏的表现。吴承恩先生(1500-1582)所生活的明代中晚期,正是中华古老文明,其“政统”生命正在败坏,其“学统”生命趋于狂恣,而其“道统”生命已然集大成之时。《西游记》的“阅读的德性”与“写作的艺术”会当相契,熔考据、辞章、义理于一炉,而与上述各呈其象且共在一时的“三统”生命相应和。然而,“学贯中西”的大学者读《西游记》这部中国古典,却公然言此书只有滑稽讽刺(相应于“政统”生命的败坏之象)而已,这正说明,读者所在时代的“学统”生命亦处于败坏之时,而“道统”则已在其所不自觉的“现代性”的浪潮的冲击下分崩离析。饶有趣味的是,这个毛病,似乎正是以治病为己任的一些前辈们“西游”游出来的,而如今,我们也正在“将错就错”地游着。然而,问题的关键,倒不在“西游”上,而在于“怎么西游”。(是脱离西学的“思想史”的背景而一味只为了当时的功利效果而拿来主义地西游,游到“强国富国”的西学今典为止,而“以今执古”地看待这些伟大作品所从出且尝试着与之对话的源头;或是,默认西方后现代的“扭曲的荒原”与“没有中心的迷宫”的历史叙事的预设,陶醉于非古非今的“撕书式阅读”;还是,破除“今人比古人自己更能理解古人”的妄念,在“古今之争”的问题意识主导下,自西学今典溯至西学古典,自西古复观西今,因而溯观中国古典,以此,洞烛中今,从而照见、通达古今中西?)

 

话说当年,在白话文推行了十多年之后的1932年,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,陈寅恪先生(1890-1969)出的高考语用题“对对子”和作文题《梦游清华园》难倒了一大半考生。相传许多落败的考生大骂出题者之余纷纷去干了革命。若说陈寅恪先生这两道题改变了历史,这未免夸张;但若说这两道题直指历史曲折之所以然,倒也在理。对对子,测的是古学基本功底;《梦游清华园》,自不是什么“不顾民生”的淫靡骈俪,乃是通乎柏拉图所作《理想国》、《会饮》与孔子所述《诗》、《礼》的考题,考的是青年学子的古典心性。文明者必富强,富强者未必文明,富强而文明,则在于“通三统”:百年来,“道统”、“学统”、“政统”这三统,至今,方见一丝生生而通的契机,曲折如此,端在于“学统之坏”之故耶?可见,教“学统”生命得以复元,正是“通三统”的关键。何以复元?早在1919年的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中,遮蔽的,正是“学统”生命的根本,即功底与心性。胡适之先生的功底与心性自当钦敬,且其作为,或正为治其前辈乃至同辈“学统之坏”的“将错就错”之举,然而,他却未必发现陈寅恪先生所呵护的东西之可贵。人成事,而非事成人;事败之内因,乃在于:做事之人,其功底未尽其然,其心性不得其养。不见这内因,或更有甚者,以各种名义教这内因成了自以为是的目的,则学统也只好坏下去矣。有趣的是,当年“对对子”这一题拿了满分的周祖谟同学(1914-1995),对的正是“胡适之”。以“胡适之”拟对“孙行者”,陈寅恪先生是在开历史的玩笑吗?

 

历史,无论是写出来的,还是走出来的,即便如那些看来显得跳跃和断裂的部分,终究始于并归乎那连续一步步细细生成、展开的整全。而阅读,用刘小枫先生(1956-?)的话来说,则是“一次上行,带领我们离开时代的狭小疆域,上升到古人的宽广智慧。”(见《阅读的德性》)连续而上行,生成而展开,这便是生命的“教养”,或曰“文化”。列奥·施特劳斯先生(Leo·Strauss,1899-1973)说得好:“自由教育(liberal education)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。它的成品是一个文化的人(a cultured human being)。‘文化’(cultura)首先意味着农作: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,对土壤的照料,以及按其本性对土壤品质的提升。‘文化’衍生性地、且在今天主要地意味着对心灵的培育,按心灵的本性对其内在能力的照料和提升。”(见《什么是自由教育》)在那个“学统”生命趋于狂恣的时代,吴承恩先生是否也在呼唤“教养”?

 

有朋友拿《理想国》中所述“灵魂的自然差序格局”来比附《西游记》,说八戒喻指“嗜欲”(Epithumia),悟空则是“血气”(Thymos)的化身,唐僧则近乎“心智”(Nous),师徒之所以能走到一起踏踏实实西行取经,以其皆为Eros所充满之故。这说法,虽丢了沙僧和龙马,不如那体现道教传统的五行生克之说浑成,却暗暗道出:西游之路,正是一条持志之路。持志,意味着为Eros所充满而善善引导之,使其激于血气而上出于嗜欲以趋于心智所向,使灵魂内在的文质关系,相因相复,相辅相成,如夫子之损益三代,从而彬彬然。持志,是使志不灭,也更是使志不要太上火。志本是高贵的东西。节制高贵的东西(用“紧箍咒”节制“如意金箍棒”),比节制低贱的东西,更困难也更有必要。高贵更容易使人冲动,做出使得低贱大行其道的事情来,这便是“肆心”(大闹天宫,亦可视为“心猿”的“青年造反运动”)之过。有心无学(比如为清初顾炎武、黄宗羲两先生所痛责的晚明“王学末流”),有学无心(比如,有中国特色的“启蒙运动”之中之后,“德赛二先生”之徒多以中国古学为“美化专制”、“断烂朝报”之学,因而捏着实证主义的鼻子如尸体解剖般整理出种种“国故”),看似判然两途,实皆“肆心”之过。以心问学,以学养心,持志而修行,所行之道,方为“教养”之道。

 

西游取经、东归译经、解经传经融会群经于中国人所行的“教养”之道,这整个功德,乃是一体,不可相失,失其一,便失了写就《西游记》一书的缘法,这正是此书的大藏锋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:“西游记”的恰当译法是什么?恰当译法的前提是对古学经典的敬畏之心。“敬畏,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。”“‘经说旧本明畅,至于误说,展转蒙蔽,其道迂歧,欲复大明,其事甚苦’。摆脱各种‘误说’和‘谬见’成了阅读的首要问题。因此,一个保险的做法是,从头至尾复述作品本身,而不是从某个现代‘观念’或‘理论’出发,如此才是良好阅读的开始。”(见《阅读的德性》)全译,有如“从头至尾复述作品本身”,全译者自知难度所在,虽力有不逮,总是不失敬畏的。全译本的书名皆为直译,如余国藩版的“The Journey to the West”等。方今之时,若以“矫枉不得不过正”而论,在全译的功底与心性的背景下,“西游记”这个书名不妨以意译强调之。一个向慕东方古典文化的西方现代人无意中给出了这个意译,那就是: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课本第二单元中一篇课文的标题(这篇课文,因会考往往不考,老师们就往往不教,孩子们的高中语文课堂第一印象,往往来自第一单元“向青春举杯”中的几首现代抒情诗——现代意义上的“抒情”与古典意义上的“持志”有何不同?——而被广为忽略的这篇课文,若作为高中语文第一堂课而得到强调,自有其非同寻常的教育意义),即赫尔曼·黑塞先生(Hermann Hesse,1877-1962)的《获得教养的途径》(其标题英译或为“the way to be cultivated”)。

 

(责任编辑:admin)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栏目列表
推荐内容